“八一”颂特稿⑥丨尹君：军旅往事

2023-08-01 07:03:10 来源：上游新闻

军旅往事

文/尹君

(资料图)

经过三天三夜的日夜兼程，火车“轰隆、轰隆”地冲出山海关那道雄奇关隘，停在了一座莽莽苍苍的大山脚下，这座山叫长白山。

三月的北方，风还呼呼地刮着。我们在长春火车站又转了一次车后，四十分钟的样子，便到了目的地——吉林蛟河，一个北方县级市。夜色蒙蒙，建筑物比南方要低矮很多。当我们一百人你推我攘涌出火车站时，外面早已停了一长溜军用大卡车，在领队和几个老兵的指挥下，我们一个挨着一个顺从地开始登车，经过半小时地颠簸，汽车在一垛垛粮仓前停下，这里是新兵训练营，老兵们叫它河南营。一条小河将部队一分为二，新兵营在小河的南岸，老部队在河对面，距此有三公里路程。

到新兵营后我才知道，在这里集训的不光是我们巫山籍的，还有辽宁本溪、河南等地的几百号人，都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的新兵集训期。等全部的人都下车后，在粮垛前的操场上我们整队开始报数，然后分班，我被分在新兵三中队第十二班，一个班十二个人，有两个老乡和我分在一个班，一个叫徐圣怀、一个叫胡永杰。

刚把行李放到指定的地方，就听见一阵急促的哨音，新兵班长大声喊道：“马上跑步到营房前集合。”

时间已过夜里十二点了，怎么还集合？我心里嘀咕着但不敢问，就站在队伍里探头探脑四处张望。“那个谁谁呀，你乱看个鸡毛，都立正站好。”训话的那个人声如洪钟，震得我们整个新兵中队的人个个打颤。后来才知道那个肩扛“一杠两星”的中尉是我们的中队长，叫吕世才，黑龙江人，样子很凶，其实人很好，回老部队后一直在坦克六连任连长直至转业。

训完话后，便由各班的新兵班长带着我们去食堂就餐。食堂里整齐地摆放着十多张长方形的大木桌，新兵们都老老实实的围坐在桌子前，每张桌子上面都放着一个大盆，里面盛满了面条，虽无多少油水，也无半点葱花儿，但此时也香气扑鼻。

我边吃面条边憋着生硬的普通话问班长：“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吃饭？”班长说：“这顿饭是必须要吃的，并且必须吃面条，就像老兵退伍时必须吃饺子一样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我问。班长说：“滚蛋饺子安心面。”

队列训练，单调乏味。班长说军姿是最能展示军人风采的，也是军人最基本的素质之一，其中一个人的微小差错，就会影响整个队形的整齐划一，必须要一步一动练好。

但是，胡永杰永远都拉我们班的后腿。练齐步走时，他总是甩同偏手，踢正步时，腿又打不直，同时夹带着同样的同偏手，老纠正不过来，我们都笑得不行，训练几乎无法进行。跳木马时，他助跑线比我们要多出好几米，不管速度多快，冲到木马前就像中了邪一样，忽然就停了下来，望着木马发呆，反复多次都是如此。班长鼓励说再来一次，胡永杰便在前面跑，班长拿着武装带在后面做出要抽他的架势跟着他跑。但跑到木马前，他依然跟中了邪似的，忽然停了下来，怎么也不敢再向前迈出半步，似乎前面就是万丈深渊，稍有不慎，就会万劫不复。气得班长不停地骂他是“害群之狐”。

有一次进行实弹射击训练，轮到胡永杰射击时，老是脱靶，总及格不了。训练结束后回到班里，班长似乎怒气未消，对着胡永杰说：“小子，该怎么修理你呢？”胡永杰低头不语。班长朝我们使了个眼色，同时笑着大声喊道：“把他裤子给我扒掉！”听到“命令”后，我们蜂拥而上，将胡永杰按在统铺的一个角落里开始拔他的裤子。一阵嬉闹、压制后，只见胡永杰一丝不剩地蜷缩在墙旮旯里，在全班人的爆笑声中，使劲地从另一个战友手中拽裤子。

这招很管用。之后，胡永杰每天吃完晚饭后，便去粮垛后面，独自练习踢正步，踢腿、跟腿、摆臂……半个月下来，厚厚的大头皮鞋后跟上，被活生生地磨出了两个洞，兔唇一样洞开着。正步、齐步等队列训练都很规范，跳木马也跟我们一样，轻盈而过，单、双杠都能过练习了。

“嘀、嘀”的哨音伴着“紧急集合”的喊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黑暗中，我感觉战友们都在以最快的速度穿军装、打背包，然后在规定的三分钟时间内，所有战友都在指定地点集合完毕。这时，我看见我的新兵班长、也是当周的值周班长姚海波一个漂亮地后转身，向中队长行一个军礼后，大声说道：”报告中队长，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”中队长还一个军礼，说：“稍息。”然后是中队长讲话，诸如此次训练要达到什么目的、路线如何走、注意什么事项等等。讲话完后，班长中气十足地喊道：“向右转，跑步走。”潇洒至极。听到口令后，近两百人的队伍，全副武装的沿着铁路旁边的道路向前跑去。

“一-二-三-四！”班长带头喊口号，我们跟着节奏喊着同样的口号，响彻夜空。跑出不到两里地，整齐的队伍开始变形，有因穿错了鞋子跑不好路的、有因个子小衣服大把衣服钮扣到裤子上的、有因背包打得不紧而松开的，必须由双手抱着才能继续向前跑，反正什么样的姿势都有，像逃兵。中队长和班长像没看见一样，“一二一”的哨音还在吹着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的口号还在喊着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我们一群新兵蛋子怎敢停下来，只能继续向前跑，全身都湿透了，汗水顺着帽檐滴流而下，像解冻时的水滴。我想，这可能就是纪律。

火车从身旁呼啸而过，一种壮烈油然而生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条汉子了。风吹着我的脸凉凉的，是典型北方的风，棱角分明，浩浩荡荡，不像我们南方老家的风，温婉，缠绵，青翠欲滴。我忽然开始想家。

就这样紧张、好奇、劳累地度过了一个月后，刚好一个月。下午训练时，分在二中队的老乡姚东青，也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抽空跑过来对我说：“今晚可能要从每个中队中抽出部分新兵上山施工。”

我问：“听谁说的，到哪个山上施工？”

他说：“我们中队长和班长闲聊时，我在旁边听见的，听说是上大兴安岭修路，你去不去？”

我回答：“不知道，你呢？”

他又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管他的，听天由命。”说完他便匆匆地走了。

晚上，我躺在坚硬的统铺上像烙饼，想着姚东青白天说的话，总也睡不着。从书上知道，大兴安岭东南坡较陡，西北坡向内蒙古高原和缓倾斜，经过长期侵蚀，山顶浑圆，大兴安岭地区在我国最北端，冬长夏短，尤其在漠河、洛古河地带，冬季长达7个月以上，而日照时间非常短，夏季只有2个月左右，然而从每年的6-8月份，日照时间长达17个小时。冬季温度超过零下40℃，但由于有森林挡风，气温虽然很低，但并非人们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春天的大兴安岭，满山红杜鹃,山岭沟壑，处处生机；夏日林莽飘香，青翠欲滴；秋日又层林尽染，极目远眺，天高云淡。冬天则更有诗意，万顷林海一片银妆，四季常青的美人松映衬着皎洁晶莹的冰雪世界，让人顿感一种大自然的伟大。

大兴安岭是个神秘的地方，我想现在的时节，躺在草丛中，还有薄薄积雪，四周绿得化不开，参天大树让你感觉出人的渺小，阳光从密密树叶中涌下来，星星点点，我似乎嗅出了阳光细细的芬芳，想象被阳光晒暖的感觉，我被诱惑了。想去又怕去，心里没底。想着想着，就听见走道里有人走动的声音，心里一惊，以为又要紧急集合，但不像。紧急集合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

外面有集合报数的声音，是不是真要上山施工了？我悄悄起身透过窗户往外看，昏暗的路灯下，一排排战友肩背背包、手提行李，听着首长讲话。离得太远，我听不见在讲什么，但我知道一定与上山施工有关。困极，睡下，一夜平安无事。第二天出早操时才知道，上山施工的人，昨晚十一点多钟就向大兴安岭出发了，每个中队都去了不少人，我们中队去了四个班的人。姚东青也在其中，我们竟然连告别的机会就没有。离家千里之外，我怀念同学时光。

操场上训练的人明显减少了许多。十天后，通信员给我送来一封信，一封厚厚的信。以为是父亲的来信，接过一看，是姚东青写来的，我迫不疾待地拆开信，信纸竟然是用桦树皮制成的，像小时候我们包书用的牛皮纸一样厚实坚韧，只是颜色要白很多，很别致，加深了我对大兴安岭的神往。姚东青在信中写到：

小东，经过两昼夜奔波，我们终于到达大兴安岭的最北端——漠河，与苏联隔河相望。沿途经过的地方，仍看得见1987年大兴安岭那场大火留下的痕迹，听老兵们讲，当年我们团就参加过那场救火，个个神勇无比。这里很辛苦，每人每天要修完一米路，目的是要把深山里的大树运出山外。这里天气变化无常，日照时间长且温差很大，才干两天活，我已踹坏了一双鞋，有顺口溜是这样形容的：帐篷闷如锅，蚊子多如毛，中午穿裤头，早晚穿棉裤，一天五顿饭，大雨挺一挺，小雨接着干。其环境和劳动强度可以想象，能不来则不来。祝好！

战友：姚东青

1989年4月29日于漠河

看完信，我的心像蛇咬一样难受，在家何曾受过这种苦？我无法安慰他也不想安慰他，就当是一种磨炼吧。我不想给他回信，听班长说新兵训练可能要提前结束，还有大批的人将要上山施工，也许我也在其中，马上就要见面了，还回什么信。

吃完晚饭后，我对胡永杰和徐圣怀说：“不爽！走，我们出去转一转。”他俩没作声便跟着我往外走。“你们想不想家？”没等他们说话我接着说，“反正我现在很想家。”转头我看见胡永杰和徐圣怀的眼里似乎有泪光在闪动。“呜……啊……”我们的吼叫声在旷野中久久回荡。

不远处满载原木的火车飞驰而过，我想这车上也许有姚东青他们的功劳，或许其中某一根原木上还沾着他们的血液和汗水，我感觉此时的我幸福无比，同时一种悲凉也袭上心头。

时间进入五月，天下起雨来了。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，像汗水更像泪水。这天我们没有训练，都待在屋子里学条例、叠被子、整理内务，或坐在那发呆，想父母、想兄弟、想同学、想香喷喷的腊肉炖洋芋果果儿、想晶莹剔透的樱桃。班长在他的单人床上弹吉他，吉他声动听忧伤，听得我们都想哭，这是一个阴霾的日子，空中低浮着灰色的云，雨越下越大，使人骤然感到一股复苏的暖意。

“班长，我想上山。”我对班长说。

班长像没听见，继续在那弹他的吉他。

“我想上山。”我又说了一次。

“有病啊。”班长说完又弹他的吉他。

我不知道班长说我想上山有病，还是我打断他弹吉他有病。我坐在那没敢再吱声。

“走，我们出去遛达、遛达。”说完，班长就拉着我的手出了门。

在粮垛前，班长对我说：“山上很苦，最好别去。”

我说：“我瘦，正好去锻炼、锻炼。”

“你脑袋有包啊，到大兴安岭救火我去过，到大兴安岭施工我也去过，真的很苦、很累，你留下来学个汽车驾驶，或者考个军校什么的，都很好呀。”班长拍了拍我的肩头接着说，“要不然就到大连坦克基地去学坦克驾驶，也比上山施工强。”

我没再说什么，灰溜溜地跟着班长回去了。

在紧张繁忙的训练中，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星期，我似乎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早上七点伴着起床号起床出早操，早操完后回来洗漱，然后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唱着嘹亮的军歌去食堂就餐，八点钟准时训练，上午队列训练，下午器械训练，或上午器械训练，下午队列训练，或射击训练，站姿、卧姿。周而复始，紧急集合的次数明显少了。

一天刚吃完晚饭，太阳还明晃晃地挂在天上，忽然听见集合哨音，但不是紧急集合。操场上齐刷刷地站满了人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我看见肩扛“两杠两星”的新兵大队长，威风凛凛地站在主席台前和一群当官的说着什么。整队完毕后，大队长说：“稍息。”然后给我们整个新兵大队的人行了个军礼：“授衔仪式开始。”我看见各班的新兵班长都拿着军衔往自己带的新兵肩上穿，还别上领花，戴上帽徽，好看至极，威武至极。我问班长：“现在我们算什么兵？”班长说：“是列兵，明年才是上等兵，当兵第三年是下士。”

授衔仪式结束后，大队长说：“你们现在是真正的军人了，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要指向哪打向哪，不管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，都要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，绝不能做出有损军人形象的事情，都要以自己是个军人感到骄傲，将来坦克团因你们而骄傲。”军人就是不一样，连讲话也是简短利落刚劲有力。下面掌声雷动，我看见有不少人眼泪汪汪，我也感动地流泪了，我觉得自己此时更是一名男子汉了。

但我还是渴望离开，渴望向着风口浪尖一路狂奔，渴望看人、看世界，渴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，生怕暴风雨来得不够猛烈。我想上山施工能达到这点。

事与愿违。熄灯号吹过不久，月光透过窗户泻在地上像霜，身旁已有匀称的鼾声传来。这时，通信员敲门通知班长到中队队部去开会。半小时后，班长回来通知我，马上收拾行李到大连坦克基地学习，二十分钟后出发。我想对班长说点儿什么但没说，说我不想去大连，我知道没用，这是命令。

到操场后，已有五个人等在那里了，从军衔上看，其中有四个老兵，还有一个是我同年兵，辽宁本溪人。这时，班长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小子够牛的，到基地五大队学习，半年后回到老部队就是班长了。”我问班长：“五大队是什么大队？”班长说：“五大队是坦克车长大队，也是训练最轻松的大队，只有老兵才有资格去学习，没想到给你小子摊上了。”我问：“车长是干什么的？”班长说：“车长就是班长，这回去主要是学习坦克单车战术管理与指挥。”说完，班长用力捏了捏我的手，伤感地说道：“好好干吧，等你回来时，我可能已经退伍了。”“班长……”我有点哽咽。看着朝夕相处近两个月、如兄长待我的班长，我有几分不舍，任何语言在此时都苍白无力，我庄重地举起右手，向班长行了个军礼。

大连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。位于辽宁省辽东半岛最东端，处于环渤海地区的圈首，是京津的门户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，大连地区都是主要战场，并先后被俄日帝国主义者占据近五十年，1898年开始，俄日在大连湾南岸的青泥洼一带建立大连市。听接站的老兵介绍，除了这些，大连还是有名的“服装城”，国际服装节办得像狂欢节一样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“吃在广州，玩在上海，穿在大连”。大连姑娘好穿、敢穿全国闻名。

接站的汽车搭着我们在市区转悠了一圈后就直奔旅顺，五大队在旅顺口。没机会直面大连姑娘如何敢穿有些遗憾，想象一定很美。

一小时后，汽车到达旅顺口。旅顺口距大连市区四十五公里，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国家级森林公园。境内有举世闻名的天然不冻港旅顺港，为京津海上门户和东北的天然屏障，是沟通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“黄金水道”。

汽车直接把我们拉到五大队住地，一排排欧式建筑让我目不暇接，四周干净得不忍下脚，岗亭里哨兵手持钢枪英武逼人，花圃修剪得整齐有型，青一色方块加直线，基地就是不一样。我们坦克团去的五个人被分配到五大队二中队各个班。班长接过我的行李带我走进寝室，两扇大大的窗户占去一面墙，能观察室外的一切，其他部队先报到的人正在认真地整理内务，地板被拖得能照出人影。

这里没有新老兵之分，真好！他们热情地与我握手，我从军挎包里拿出一包“龙门桥”香烟，挨个发了一圈，陌生感顿消。他们问我是哪里人？我说是四川巫山人（那时重庆还没直辖）。“巫山？”他们摇头说不知道。“著名的长江巫峡你们知道不，我的家乡就在那里。”他们还是摇头说不知道，只知道你是个川兵。

旅顺是大连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。第二天由五大队组织各中队去参观当地一些名胜古迹。主题是“看历史，受教育”。走在宽阔的街道上，“中苏友谊塔”牵人眼球，它位于旅顺博物馆门前，由七十八株常青古龙柏树环抱，矗立于绿丛中。1955年2月23日奠基，基石由周恩来总理题词：“中苏友谊塔奠基”。塔的尖端用雪花石雕刻一朵盛开的莲花，托着中苏友谊徽和一只展翅欲飞的鸽子，象征着中苏友谊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。接下来在班长的带领下，我们又参观了白玉山塔、电岩炮台和旅顺监狱。

白玉山塔原名为“表忠塔”。日俄战争结束后，为祭祀侵略者亡灵，美化侵略战争，欺骗日本国内民众，由侵略战争头目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郎发起，并强抓两万多名中国劳工于1907年6月开始修建该塔，历时两年半，耗资25万日元，于1909年11月建成。景区内保存有一门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、口径为210毫米的加农炮，这是1881年清军从德国购进的老铁山战备炮，后被日军搬运至此。该塔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证。

电岩炮台原是清军在旅顺口沿岸修筑的13个炮台中的一座。这些炮台的大炮除了少数小口径的是中国军工厂自造的外，大多数大炮和炮弹都是从德国克虏伯厂购买的。当时俄军在炮垒两侧装有探照灯，夜里监视海面，海水把灯光反射到陡峭的岩石上，从海上观看，似岩石本身闪闪发光，由此得名“电岩炮台”。

旅顺监狱建于1902-1904年，共建成牢房85间，二层青砖办公楼一座。日俄战争期间曾做过沙俄马队兵营和野战医院。日俄战争结束后，日本人于1907年在原沙俄监狱的基础上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。牢房由85间增加到253间，墙外增设窑场和菜地，同时在院内修建了15座工场，强迫犯人为其生产军需品和日用品，监狱四周建起周长725米、高4米的红砖围墙，架设电网和楼，围墙内占地面积26000平方米。旅顺监狱中关押的“犯人”，一般有数百人，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关押最多达2000人。关押的多是中国人，也有朝鲜和日本人。

参观完后，心情很沉重，我不想说什么，历史不会忘记。

次日，基地学习生活正式开始。出完早操吃完早饭后，各中队的学员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分方队向教室走去，一路上口号声、军歌声此起彼伏，甚是壮观。我们教室在三楼，教室宽大，窗明几净，教员在讲台上引经据典，讲解我国坦克的分类、发展及现状。我们学员坐在下面昏昏欲睡不敢睡，都努力做出在认真听讲的模样。好不容易熬到课间休息时间，大家都纷纷涌向走廊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。走廊的尽头向着大街，一队女海军迈着整齐的步伐，从楼下走过，英姿飒爽。

“海兔！”不知谁脱口而出。后面竟有几十个人同时跟着喊：“海兔、海兔……”我没喊，我只觉得女孩穿上军装真好看。后来每次课间休息时，大家都纷纷涌向走廊去抽烟、去看女海军，朝着她们大声喊叫“海兔、海兔”。有一天她们气极，跑上楼找我们教员理论，从军衔上看是个中士，可能是她们的班长，她说再发生类似情况，她们一定要反映到我们大队领导那儿去。我们班长出面平息了事端，说保证以后绝不会发生此类情况后，她们才怒气未消地走了，走时，我看见她们中间有的人还在低头笑。

此后，我们再也不敢喊“海兔”了，只远远地看她们从眼前婀娜而过。

基地射击训练场在大连一个叫黄龙尾的地方，很偏僻，我们一共去了三辆车，两车装人，一车装淡水。有几排简陋的房子面向蔚蓝的大海，漂亮至极。不少果农在房子四周种植了大量葡萄，粒粒晶莹剔透，鲜艳欲滴，太诱人了但不敢去摘，这是纪律。

我们将在此进行为期一周的射击和游泳科目训练。射击训练是在晚上进行的，坦克停在离靶位300米的地方，目标是移动目标，枪是航向机枪，子弹是夜光弹。轮到我射击时，我三步登上坦克车，坐在一炮手的位置上装上子弹、调好标尺，调取好提前量，按照“有意瞄准、无意击发”的射击要领，扳机一动，我从潜望镜里看到一条优美的弧线准确地穿过靶心射向大海。我们一个接着一个上车进行实弹射击，每人五发子弹，晚上十一点多钟才结束此项训练。
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邻床的董泽南悄悄推醒我，小声说：“小川兵，赶海去。”董泽南是辽宁丹东人，比我早一年当兵。我说：“上午还要训练呢？”“怕啥呢，只要我们早上八点钟前回来不就行了。”说着，董泽南便拉着我的手就悄悄出了门。

来到海边，海风轻轻地拂在身上，潮潮的、腻腻的带着一股腥味儿，我看见近海处到处星星点点，人们都穿着齐胸的水裤。董泽南对我说：“这是渔民们在捕鱼捞虾，点灯是为了把鱼虾们召集过来，我在家时就干过这些。”此时太阳还没出来，水天相接的地方，像一层快被舔破的窗户纸，深的、浓的、厚的黛色在缓缓褪去，变成了灰色，最后，干脆现出一片银亮的白，太阳出来了，海面被染红了，海水轻轻地荡漾着太阳的光辉。“你看，三班的秦顺青他们几个也在那呢。”我顺着董泽南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他们忙得不亦乐乎。此时，潮水正在褪去，沙滩上的小水坑里、岩石的缝隙里，到处残留着一些没被潮水带走的螃蟹、海螺、海参、海蛎子什么的，老多了。我们兴奋得不得了，每人都装了满满一军挎海鲜，都在早上训练前，赶回了驻地。

午休时，从饮事班借来一个面盆，顺带要了一盆淡水，把捡来的海鲜往盆里一倒，架火一煮，红红的一盆，香气四溢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最美味的海鲜。空前绝后！

接下来，各种学习、训练科目均按日程稳步推进。按图行进、沙盘演练、障碍排除、通讯联络、单车指挥等科目都顺利通过考试，半年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毕业时，我们团选派的五个人，有两个被评为优秀学员，我是其中之一，得到当兵后的第一个嘉奖。

从大连坦克基地回到老部队，正是寒冷的冬季，雪下白了天地，绕营地而过的那条小河早已结了冰，雪落在结冰的河面上，有一种特别温柔的凄怆与荒凉。小河像一条被囚的银蛇僵卧着，巨大的无助是漫天大雪盖也盖不住，让人看了惺惺难过。

从大巴车上下来时，我看到老乡们在营房中的操场上追逐打闹，说着方言，见我回来了，都纷纷前来亲热，俨然没有在新兵营时的那份拘谨与胆小了。经过半年时间的分别，我一时说不出巫山话来，听他们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，好久才缓过神来，挥拳打了张洪直一下：“我有半年没说过巫山话，可把老子憋坏了。”说完我眼睛有点涩，像生离死别再次重逢一样。张洪直说：“姚东青他们第一批上山的人前几天回来了，第二批上山施工的人在你走后没几天也去了。”我问：“我的新兵班长在哪个连？”“他在高炮连。”张洪直说，“可惜他已经退伍走了。”

我暗自神伤，我想我的新兵班长，想他手把手教我弹吉他，想他教我如何叠被子、整理内务，想在新兵营几十人就餐时香甜的咀嚼。

雪下得真大，滴水成冰，回老部队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扫雪。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出完早操后，便开始扫雪。加上连长、指导员、副连长、排长在内的四十几号人，有的拿铁锹、有的拿扫帚都在奋力清扫积雪，其他连队也都干得热火朝天，大家都把雪推到靠墙的地方用锹拍实修成梯形，大小都一样。上午训练时，我看见训练场四周的柳条都被厚厚的积雪包裹着，整树整树的，像冰雕刻而成，好看极了，当地人叫它“树挂”，我想松花江畔的雾凇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晚上，窗外的北风呼呼刮得正紧像狼嚎。没等吹熄灯号我就早早上了床，睡得正香，值班员轻轻推醒我，说：“该你换岗了。”一看表，一点差十分，晚上站岗是件很痛苦的事，特别是北方的冬夜。但我还是飞快地穿好衣服，披上大衣出了门，与上一班战友交接完后，我站在岗楼里四处张望，风很大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心里直发毛，我用力把手中的枪抱得紧紧的来壮胆，短短一个小时我都觉得那么漫长。换岗的时间早就过了，怎么接岗的人还没来？我走出岗楼想看一看接岗的战友来了没有，迎面一股寒风扑来，夹着雪花打在我的脸上像针扎一样痛，我赶紧拉上大衣毛领，把脸埋了进去，只露出眼睛向来路望去，除了微微灰白的路面什么也没有，我忍住胸中怒火，无奈地望向远方，远山的轮廓根本没有了踪影，只有雪花在随意飘洒。此刻我又冷又困，也不管违反纪律了，裹着大衣就回了连队。

早上集合出操时，营长训话：“昨晚查岗，哪个连队又误岗了，怎么误岗的事总是屡屡发生，当得起兵就站得起岗，如再发生误岗的事，必须严肃处理。”训完话后，营长又骂了一通人。营长姓姜，鲜族人，私底下我们都叫他“二善子”，人很凶，幸亏这次误岗他没追查到底。此后，我再也没误岗过。

老部队像一个大型校园，四周的围墙和铁丝网把我们与外界隔离着。除五个老乡去师部哈尔滨学习汽车驾驶外，其余的全部分在各个连队，相互距离都在一公里以内。我的另一个老乡杨荣分在弹药库，要稍稍离得远一些，有三公里的样子。我分在坦克四连。

春节过后不久便接到通知：所有坦克分队参加拉练，目的地是哈尔滨，三天后出发。拉练是部队一种模拟实战的训练，在拉练过程中，每个人都会在一种纪律严明的压力下，磨砺自己，这使队伍更加团结和更具凝聚力。

由于兵种的不同，我们拉练不像步兵那些兵种那样，要负重走几十公里路或更远，还要在野外住宿。我们是带着一百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坐着火车去哈尔滨的。

到哈尔滨郊区后，所有车辆全部从火车上开了下来，再顺着飞机场附近的土路，浩浩荡荡地朝着目的地进发，发动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，威武壮观至极，站在这一长溜坦克和装甲车旁边，便觉得天地都很小。一路上，坦克和装甲车卷起滚滚尘土，和着天上飘散的雪花交织在一起，让人感觉整个车队是在一团迷雾中行驶。

第二天下午，训练结束后，给坦克和装甲车刚保养完，在师部学习驾驶的吴云满带着另外一个老乡便看我们来了。吃完晚饭后，他对我和杨君浩说：“带你们到公园看冰灯去。”

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四个人坐上出租车，很快就到了看冰灯的地方。公园里人山人海，到处流光溢彩，各种冰雕栩栩如生，我们从高大的如水晶般城墙的溜槽中滑下来，使得这里的欢笑声更响亮了一些。吴云满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串大大的糖葫芦，我们边走边吃边看，鼻子都冻得红通通的，晚上九点，寒气逼来，我们坐车返回驻地，但舞台上演唱的那首歌曲，还在我耳边回响：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浪，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……

自从当兵后，我就坚持着记日记。每天晚上等其他战友都睡下后，我点上蜡烛，趴在枕头上记日记，大部分记的都是当时的训练状态和所思所想，三年下来，我记了整整七大本日记，墙壁都被蜡烛熏出一片黑色的印迹。没事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一些东西，写的都很短。记得带新兵的时候，我的一首小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：

《蜡烛》

因为你，

晚上我才拥有一个明亮的墙角。

墙角里，

你忍着困意吃力地陪着我，

找寻白天的失落，

要不，怎会汗珠滴滴。

没多久，两块钱的稿费就寄来了。见到汇款单，一群新兵蛋子围着我，嚷着要我请客。正好营区内有个推着自行车卖雪糕的女孩，我毫不犹豫地把她叫过来，十二个新兵加上我，一角钱一支的雪糕每人一支，花掉了我一块三角钱。可知道，两元钱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每月的津贴才二十元，但我觉得那两元的稿费和二十元的津贴同样金贵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就到了夏天。1990年夏天，蛟河的天空像被谁捅破了一样，大雨倾盆，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特大洪水，由于地势平坦，很多村庄一夜之间成了泽国。

险情就是命令。我们营奉命到距离部队五十公里外的，一个叫公鸡屯的村庄抗洪抢险。我们乘车到目的地时，天还下着大雨没有停的意思，浑浊的河水像猛兽直赴大堤，有的地方已决堤，洪水正汩汩地往村庄里灌，河面上飘浮着树木、家具、死去的牲畜急急往下游奔去，我看见不少村民站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瑟瑟发抖。在营长的指挥下分组进行抢险，我们几十个会水的人分在一组，腰间都系着背包绳，一头由岸上的战友紧紧拉住，我们齐刷刷地跳进齐胸的洪水中，像一道绿色的墙。我接过岸上战友们递过来的装满石子的草袋，吃力地往决口处填堵时，一个浪头过来，我被洪水冲出很远，又被战友们用力地拉了回来，继续战斗。

下午五时，洪水退去不少，附近的村民纷纷送来茶水、鸡蛋、馒头等饮食，其场面绝不亚于电影中那些抗洪抢险的镜头，让人看了生出无限感动。黄昏时，洪水被控制，除留下一个连队观察水情外，其余的全部返回。

邹厚兵，我们巫山籍战友的骄傲，他的荣誉是用生命换来的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下雨还在继续，只是小了不少，部队门前的那条小河的水势依然很猛。

一天下午，邹厚兵所在的连队正在巡堤，前面慌慌张张跑来一个人，哭着对邹厚兵他们说，她的小孩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，求求你们去救救他，说完又哇哇大哭起来，呼天抢地。

跑到出事地点，铁路桥墩下的回水看了让人发晕，一只凉鞋还在水面上打着漩，小孩肯定是淹死了。几个勇敢的人率先跳进水中，打捞了很久无结果。“我来试试。”邹厚兵说完就一个猛子扎进洪水中，五秒、十秒、二十秒、三十秒……邹厚兵还没浮出水面，战友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这时，邹厚兵从浑水中露出头，但同样没有捞着人，只见他摇了摇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再一次扎进水中，两只脚还在空中狠狠地向上蹬了一下，时间似乎凝固了。足足一分半钟，邹厚兵再次从水中露出了头，只见他一只胳膊夹着小孩的尸体，另一只胳膊奋力地划着水向岸边游来，上岸后，邹厚兵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脸色煞白，右臂不知被什么东西划破了一条深深的口子正流着血。

这惨烈的一幕，正好被在我们团视察的师参谋长看到。参谋长很感动，握着邹厚兵的手连声夸奖他好样的，回去后一定给他请功。军无戏言，参谋长回去没几天，邹厚兵的二等功勋章就下来了，授奖那天，我看见他哭了又笑了，有些腼腆。

经过这次洪水的洗礼，觉得有太多的东西值得珍惜，我们开始真正长大。姚东青、苏光春、崔在林、胡连军、杨小东、刘林忠、许开权、李元祥、何亨明、张正华、鲁作品、田先平等三十几位老乡都在积极备战报考军校和学习汽车驾驶，他们都在为追逐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着。我也调到团政治处任战士报道员，通过锻炼与打磨，反映战士生活、训练、精神的报道常见报端，被沈阳军区评为“优秀战士报道员”。

年底，在鲜艳的党旗前，我庄重地举起了右手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；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”

三年军旅生涯转眼就过去了，像一次旅游。世间有一种旅行，方法很简单，却可以改变人的一生。我想当兵的历程就是这样一种旅行，它让我们逐渐长大成人并具备某种思想。

诗圣杜甫曾在苏州准备好船，差点东游到日本，他在自传性的《壮游诗》中这样写到：东下姑苏台，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遗恨，不得穷扶桑……是的，每个人一生中，都值得进行一次壮游，正如电影明星约翰．巴里莫尔说：“人不会老去，直到，悔恨取代了梦想。”

直到现在，我时常梦回军营。直到现在，由童安格作词的《难忘的军旅生活》那首歌曲，还常在我耳边回荡：

昨夜我喝得醉醺醺，

因为明天就要告别，

昨夜我根本没有睡，

因为有话没有对你说。

看着床边留下的照片，

还有穿过用过戴过的装备，

可曾知道我心的感受，

难忘有你的生活。